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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全起見，大使館把邱曉華和劉杰特意安排住到一處別墅裡。
別墅主人叫全裕輝，50多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外語臺記者。全在外語學院讀書時學的是柬語專業。柬語是小語種，國內每年招生二三十名，畢業後一般分配部隊、電臺等單位。全裕輝曾經為西哈努克當過翻譯，見過喬森潘、波爾布特，他對柬埔寨非常
。在別墅吃住都便宜，有電話可以直撥國際長途，有一輛三菱吉普車可供使用，總之很方便。
更為便利的是此處距白秋住地特別近，走路只需二三分鐘，白秋現在已經完全放鬆了警惕，每天晚上都到明宮酒店小吃，站在別墅的三層半樓裡，可以把白秋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往
租車往外跑，無非是想看看白秋還在不在，現在不用動就能監視目標。美中不足，別墅地處偏僻，安全問題需格外注意，索興不出去就是了，免得在外面晃來晃去暴
了自己。
白天邱曉華和劉傑下棋，一天兩天還有點新鮮勁兒，漸漸地便索然無味了，就那麼幾步走法，都成了套子，走一步，就知道對方下一步怎麼走。沒勁！
怕招惹槍子兒，晚上不開燈，倆人摸黑做俯臥撐，那是一種枯燥的動作，做幾次就不想再做。
說話，整天悶在屋子裡，老是這麼兩個人，能有什麼新話題呢？睡覺，沒有時間的時候真想睡，時間多了反倒睡不著了。
劉傑來時帶了安眠藥，每天2片。邱曉華沒有吃安眠片的習慣，現在也吃上安眠片了。吃了安眠片也還是睡不著，就想事，胡思亂想，天上過飛機就想飛機，望見街頭一派亂糟糟，就想到了“文革”，想到“文革”就想到了父親和母親，當然還有自己那慘死的
子和重傷的女兒。
1962年，邱曉華4歲，父親已經有5年的右派歷史了。城市要
簡人口，父親首當其衝，被下放到江西省戈陽縣。對那段時光，他尚依稀有點記憶，但不多，也模糊。
倒是還保留1張照片，不時勾起他一家人對往事的邏想。父親不曾向他講述下鄉後的種種困難，但他可以
據後來自己下鄉的親身經歷去想象父親當年的艱辛。
1965年，父親調廬山管理局任宣傳部長，母親體弱多病，調九江，雖說不能終廝守，但那也是這個家庭最值得留戀的美好時光了。
1966年，父母親雙雙調回江陵。好景不長，“文革”接踵而至，父親有“前科”首先被打倒，母親沾了父親的光，也被打倒，遊街、戴高帽子、抄家，凡“走資派”應得的待遇全都品嚐了。
1968年，父母親喜獲自由下鄉到江西省豐城縣榮塘公社馬口大隊，兩個姐姐留在江陵，曉華隨父母，一家5人活生生拆散。
1970年，父母親被安排到縣城做臨時工作。
1972年，父母親調回江陵，2年後，曉華下放婪源縣，剛剛團聚的5口之家，又一次各奔東西。
直到“文革”結束，父母親才最終得以平反。
20餘年，正是他們人生最寶貴的時光，就這樣在顛沛
離中度過了。可以想象，父母親作為被打入“另冊”的下等人，受人歧視，遭人白眼，有能力不能工作，他們的神創傷該有多重。
飛禽走獸尚且把幼子攬在膝間，護在羽翼之下，而二位雙親作為父母，眼看著未成人的兒女不能守在自己身邊，無力阿護，他們的心情該是何等的悲涼；父母親人到中年，硬要他們放棄已經悉的工作，去從頭學那簡單卻又陌生的農活，他們該何等地作難。
母親身體一直不好，近一二年更是漸消瘦，讓他放心不下。而子悲慘離世以後，女兒大龍便甩給他爺爺
，實在是出於無奈，又讓他心生愧疚。
父母都已垂垂老矣，需要作兒女的照顧，他卻因為忙，不能照顧老人，隔三過五能讓老人看一眼也是對老人的一個安
呀，可是他能否活著回去呢？
吳延林在後方並不輕鬆。如果北京是戰役指揮部，江陵則是前線指揮所，而吳延林就是前指的最高指揮官。我們打個比方，一個負責任的父母，面對患有疾病的子女，他們的
覺遠比子女本人還要痛苦，他們更願意把子女的病痛轉嫁給自己，因為那樣他們對病的程度可以心中有數，而病在子女身上，讓他們心裡沒底，令他們難以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