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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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蔡德勒説“二位看來是不想再工作了。”他惱火，因為克勒普和奧斯卡不是待在克勒普的房間裏，便是待在奧斯卡的房間裏，無所事事。安葬施穆那天，丟施博士在城南公墓預支給我的那筆錢的餘款，我替我們兩個了十月份的房租，但是，十一月從經濟方面着眼，大有變成灰暗的十一月的危險。

不過，確有許多地方來請我們。我們可以在這家或那家舞廳以及夜總會里演奏爵士音樂。可是，奧斯卡不願再演奏爵士樂。克勒普和我，我們在爭吵。他説，我處理鐵皮鼓的新方式同爵士樂不是一回事。我不予反駁。他因此説我是爵士音樂思想的叛徒。

十一月初，克勒普找到了一名新的打擊樂手“獨角獸”的博比，一個能幹人，並同這位打擊樂手一起在舊城應聘。這樣一來，我們兩個又能像朋友似的談了，雖説此時克勒普已開始與其説在思想上還不如説是在言談上與德國共產黨一致了。

現在向我敞開的，只有丟施博士的音樂會經紀處的那扇小門了。我不可能也不願意回到瑪麗亞那裏去，尤其因為她的追求者施丹策爾打算離婚，並在離婚之後把我的瑪麗亞變成瑪麗亞-施丹策爾。有時我到比特路科涅夫那裏去刻碑文，也去藝術學院，讓那些勤奮的藝術學徒們把我抹成黑或者象化，還經常毫無目的地去拜訪繆斯烏拉。我們去大西洋壁壘旅行後不久，她同蘭克斯解除了婚約，因為蘭克斯只想畫珍貴的修女畫，不想再揍繆斯烏拉了。

丟施博士的名片放在洗澡盆旁邊的桌上，靜悄悄卻又咄咄人。一天，我把名片撕碎，扔掉，不想再同丟施博士有任何瓜葛。可我吃驚地斷定，我已經能夠像背詩似的背出音樂會經紀處的電話號碼和詳細地址。有三天之久，由於念念不忘這電話號碼而不能入睡，因此，到了第四天，我便走進一個電話亭，撥了號碼，聽到了丟施的聲音，他那口氣彷彿每時每刻都在等候我的電話。他請我當天下午就去經紀處，他要把我介紹給他的老闆:老闆正恭候着馬策拉特先生。

“西方”音樂會經紀處在一幢新建的辦公大樓的九樓。我上電梯前，暗自問道，經紀處這個名義背後會不會隱藏着什麼討厭的有政治內容的勾當。有了一個“西方”音樂會經紀處，在某一幢類似的辦公大樓裏肯定也會有一個“東方”經紀處。選用這個名字倒也不笨，因為我馬上選擇了“西方”經紀處。我到了九樓下電梯時，我確實覺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右邊經紀處的路。壁毯，許多黃銅，間按照明，全部隔音，門挨着門互不干擾，長腿女秘書，匆匆忙忙，帶着她們的上司的香煙氣味從我身邊走過，我險些從“西方”經紀處辦公室門口回頭逃跑。

丟施博士張開雙臂接我。奧斯卡高興的是，他沒有擁抱我。我進去時，一位穿綠衣的姑娘的打字機突然沉默無語，隨後又把由於我的光臨而被耽誤的工作補上。丟施到老闆那裏去報告我已經到了。奧斯卡在一張英國軟墊圈手椅的左前側六分之一的地盤上就坐。接着，雙扇門開，打字機屏住呼，一股力把我從軟墊上起。門在我身後關上，一條地毯經一個明亮的大廳，地毯攜我向前去，直到一件鋼管傢俱告訴我:現在奧斯卡站在了老闆的寫字枱前面。猜一猜，他體重多少公斤？我抬起我的藍眼睛，在空蕩蕩的橡木桌面後方尋找老闆，並且在一把像牙醫用的椅子那樣可以升高和轉動的輪椅裏找到了我的朋友和師傅貝布拉。他癱瘓了，僅僅眼睛和手指尖才表明他還活着。沒錯，他還有聲音！貝布拉的聲音説:“就這樣重新見面了，馬策拉特先生。幾年前，當您寧願要當個三歲孩子來對付這個世界的時候，我不是已經講過了嗎，像我們這樣的人是不會彼此失散的？！只有一點，我深惋惜地指出，您的身材起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一點也沒有好處。想當年，您剛夠九十四公分吧？”我點點頭，快要哭出來了。我的師傅的輪椅由電動機帶動，均勻地嗡嗡作響。輪椅後面的牆上，懸掛着唯一一幅畫，巴羅克畫框，真人一般大的半身像，那是我的羅絲維塔，偉大的拉古娜。貝布拉沒有隨着我的目光看去，但為了知道我的目光投向哪個目標，他的嘴幾乎一動也不動地説:“啊，善良的羅絲維塔！她是否喜歡這位新奧斯卡呢？當然不會。住她的是另一個奧斯卡，三歲的奧斯卡，面頰豐滿紅潤，相當惹人喜愛。她崇拜他，她向我宣告這一點，而不是承認了這一點。可是，有一天，他不願替她去取咖啡，於是她自己去取，結果就此喪命。就我所知，這不是那個面頰豐滿紅潤的奧斯卡所幹的唯一的謀殺案。他還敲鼓把他可憐的媽媽送進了墳墓，事情不是這樣的嗎？”我點點頭，謝上帝，終於能哭了，我讓眼睛對着羅絲維塔。這時，貝布拉已經準備好進行下一次打擊了:“三歲的奧斯卡愛稱之為他的假想父親的郵局職員揚-布朗斯基，他的情形又怎樣呢？奧斯卡把他給了劊子手。他們把子彈進了他的膛。奧斯卡-馬策拉特先生，您既然敢改頭換面出現，那麼，您也許可以告訴我，三歲鐵皮鼓手的第二個假想父親、殖民地商品店老闆馬策拉特又是怎麼回事呢？”我也供認這是謀殺，是我為了擺馬策拉特而乾的，敍述了我如何造成了他窒息而死，不再拿俄國兵的機槍來給自己做掩護，而是説:“是我，貝布拉師傅。這是我乾的，那也是我乾的，這次死亡是我造成的，那次死亡我也不是無罪。寬恕我吧！”貝布拉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發出笑聲來的。他的輪椅震顫，在構成他的臉的數以萬計的小皺紋上方他的侏儒的白髮間，風在扇動。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寬恕我，給我的聲音帶上一種甜的腔調，我知道這腔調會起作用的。我用雙手捂住臉，我心裏有底，這雙手很美，同樣會產生效果:“寬恕我吧，貝布拉師傅！寬恕吧！”他扮作我的審判官，演得還真出，他的雙膝和雙手之間有一塊象牙按鈕板。他按了上面的一個小鈕。

我背後的地毯帶來了穿綠衣的姑娘。她拿着一個夾子，把它攤平在橡木桌面上。桌面安在鋼管架上，高度大約及於我的鎖骨，使我看不清楚衣女郎攤開的究竟是什麼。她遞給我一支鋼筆:籤個字才能買來貝布拉的寬恕。

然而，我不敢向輪椅的方向提問。在塗指甲油的手指指點處，盲目地簽上我的大名，這真叫我為難。

“這是一份工作合同。”貝布拉發話了。

“需要簽上您的全名。請您簽上奧斯卡-馬策拉特。這樣一來，我們也就知道我們是同誰在打道了。”我剛簽完字，電動機的嗡嗡聲增強了五倍，我讓目光離開鋼筆，正好還能看到，疾駛的輪椅在行進中如何縮小，如何摺疊到一起，又如何滾過鑲木地板，穿過一扇旁門，消失得無影無蹤。

有人會以為，那份合同是一式兩份，我得籤兩次字才買回我的靈魂或者讓奧斯卡承擔義務去幹可怕的罪惡勾當。滿不是那麼回事！當我回到會客室，在丟施博士的幫助下研讀合同時，我毫不費力地很快就明白了:奧斯卡的任務在於單獨一人攜帶他的鐵皮鼓在觀眾前面，而我必須像三歲奧斯卡當年那樣敲鼓，或者像後來在施穆的洋葱地窖裏那一回似的敲鼓。音樂會經紀處負責籌備我的旅行演出，在我以“鼓手奧斯卡”的名義攜帶鐵皮鼓登場之前，先要做一番廣告宣傳。

在做廣告宣傳的時期裏“西方”音樂會經紀處第二次預支給我一大筆錢，我就靠它過子。我有時走訪那幢辦公大樓，接見記者，讓人給我照相。有一次，我在這幢方盒狀大樓裏了路，這裏到處外觀一樣，氣味一樣，摸上去就像極下的玩意兒，外面套上一個可以無限延展、隔絕一切的避孕套似的。丟施博士和衣女郎對我彬彬有禮，只是我再也沒有見過貝布拉師傅面。

在首次旅行演出之前，我本來就可以租一套比較像樣的公寓。可是，由於克勒普的緣故，我仍舊留在蔡德勒家。克勒普埋怨我同經理們往來，我設法跟這位朋友和解，但在具體問題上不讓步，也不再同他一起去舊城，不再喝啤酒，不再吃新鮮血腸加洋葱。為準備火車旅行，我到火車站高級餐廳去用餐。

奧斯卡找不到篇幅詳細描述他的種種成就。出發旅行演出前一週，第一批廣告宣傳畫出現了，為我取得成功鳴鑼開道，宣告一位魔法師、祈禱治療師、一位救世主即將登場，如此宣傳，手段卑劣，然而效果非凡。我先走訪魯爾區諸城市。我登場的大廳，都能容納一千五百到兩千人。我蹲在舞台上一道黑天鵝絨幕布前，獨自一人。一盞聚光燈照着我。我身穿一件煙服①。雖説我也敲鼓，然而沒有一個年輕爵士成為我的追隨者。四十五歲以上的成年人來聽我演奏，給我捧場。講得確一點，我的聽眾的四分之一是四十五歲到五十五歲的人。他們構成我的追隨者中較年輕的一個層次。五十五歲到六十歲的人組成另一個四分之一。六十歲以上的老頭老太太佔我的聽眾的一半，他們最有欣賞能力。我跟這些高齡聽眾攀談，他們都回答我。我讓三歲孩子的鼓講話時，他們也不沉默無語。每當我在鼓上奏出神奇的拉斯普庭的神奇的生活片斷時，他們興高采烈，但不是用老人的語言，而是像三歲小孩那樣口齒不清，咿咿呀呀地亂叫:“拉舒，拉舒，拉舒！”演奏拉斯普庭，對於大多數聽眾的要求實在太高了，所以，演奏另外一些主題時所取得的成功就更了不起，譬如:頭幾個齒——糟糕的百咳——長統羊襪刺癢——夢見大火就牀。這些主題，老小孩兒們都喜歡。他們全都身入其境。齒鑽出來時，他們疼痛。我讓百咳發作時，兩千位上了年歲的聽眾咳個死去活來。我給他們穿上長統羊襪時，他們趕忙撓癢。有些老年女士們和先生們濕了內褲和椅墊，因為我讓這些老孩子夢見了一場大火。我記不清究竟是在烏用塔爾還是在波鴻，噢，不對，是在雷克林豪森，我為老年礦工演奏，工會支持這場演出。我心想，這些老年礦工一輩子同黑煤塊打道，總能經受得住一次小小的黑驚嚇吧。於是奧斯卡敲出了《黑廚娘》，沒料到一千五百名礦工，經歷過礦井瓦斯、水淹坑道、罷工失業，一聽黑廚娘，都大驚失，亂喊亂嚷，禮堂裏厚窗簾後面許多塊玻璃成了犧牲品。這正是我要提及這段曲的原因。就這樣，我又間接地恢復了我的毀玻璃嗓子。不過，我很少使用它，因為我不想毀了我的生意經。我的旅行演出就是做生意。我回到杜爾多夫，跟丟施博士一算賬，證明我的鐵皮鼓簡直就是個金礦——①在家煙時套在衣服外面的茄克衫。

我已經放棄了同貝布拉師傅再見一面的希望，也不再問起他，丟施博士卻通知我，貝布拉正等着要見我。

我第二次拜訪貝布拉師傅的情形跟第一次不同。奧斯卡不必再站在鋼管桌子前面，他在師傅的輪椅對面找到了一把按他的身材設計的電動可轉輪椅。我們久久坐着，沉默無語，聽着有關奧斯卡的鼓藝的消息和報道。這些都是丟施博士錄在磁帶上，現在放給我們聽的。貝布拉看來頗滿意。聽了新聞界的胡説八道，我反而覺得難堪。他們在搞對我的個人崇拜，宣稱我和我的鼓有治療效果，説我的鼓可以消除記憶力衰退。

“奧斯卡主義”這個字眼也冒出來了，據説不久就變成了免費字眼。

聽罷錄音，衣女郎端茶給我。她又把兩片藥放到貝布拉的舌頭上。我們閒聊。他不再數我的罪狀。這情景就像多年前我們坐在四季咖啡館裏那樣，只缺那位夫人，我們的羅絲維塔。我發現，在我嚕嚕囌囌地講述奧斯卡的往事時，貝布拉師傅睡着了。於是我先玩了一刻鐘我的電動輪椅，讓它嗡嗡叫，在鑲木地板上呼嘯，讓它左右旋轉，讓它上升、收縮。我真捨不得離開這件萬能傢俱，它簡直像一種給人提供無窮盡機會的無害的惡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