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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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普有時用安排時間表來消磨時間。他總是一邊排表，一邊大嚼血腸和問扁豆。這一事實證明了我的一個論點，它斷然宣稱:夢想家都是貪食者。克勒普總要花不少功夫來填他的時間表。這一事實又證明我另外一個論點:唯有貨真價實的懶骨頭才能做出省力的發明來。

在這一年裡，克勒普也花了兩個多星期的功夫來排他一天的時間表。他先是神秘地幹了較長一段時間，直到昨天才來找我，從貼的口袋裡掏出一張摺疊了九次的紙來遞給我。他容光煥發，得意非凡。他又一次做出了省力的發明。

我把這張紙條看了一遍，上面並沒有什麼新鮮的內容:十點吃早飯；午飯前沉思默想；飯後午睡一小時；醒後喝咖啡——儘可能在上喝；坐在上練一小時長笛；吹著風笛在屋裡來回走動一小時；在院子裡天吹風笛半小時；隨後的兩小時，或喝啤酒、吃血腸，或上電影院，隔一天一換；在進影院前或喝啤酒時，不引人注目地替非法的德國共產黨①做半小時宣傳，但不誇張。一週三個晚上在“獨角獸”飯店奏樂伴舞；星期六下午，喝啤酒及為德共宣傳挪到晚上，因為這段時間預定到格林街洗澡與按摩；之後到“u－9”去同某個姑娘搞三刻鐘衛生術，再帶著這同一個姑娘和她的女友到施瓦布的店裡去喝咖啡和吃點心；在理髮店打烊前去刮臉，必要時還理個髮；到照相館拍快照；最後去喝啤酒，吃血腸，替德共做宣傳以及娛樂——①德國共產黨於1956年8月17被止，聯邦德國政府於1951年11月16即已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令申請，所以在奧斯卡敘述時（1953年3月5以前）德共還是合法政黨。

我稱讚克勒普心畫在表格四周的曲線花紋，請他複寫一份給我，並問他，準備怎樣填補空白時間。克勒普稍加思索便回答說:“睡覺，或者想德共的事。”我是否要告訴他，奧斯卡同自己的第一份課程表打道的故事呢？

事情是在考爾阿姨的幼兒園裡開始的，沒有危險。黑德維希-布朗斯基每天早上來接我，帶我和她的斯特凡到波薩道夫斯基路考爾阿姨那裡。我們總共六到十個幼兒（有幾個老是生病），都得在那裡玩耍，直到嘔吐為止。幸虧我的鼓可以當玩具，他們無法強迫我去玩積木，至於讓我坐搖木馬，只是在他們需要一個頭戴紙盔的擂鼓騎士的時候。我的鼓譜是考爾阿姨有上千個釦子的黑綢裙。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說，我成功地每天多次在我的鼓上給這位單薄的、由皺紋構成的小姐解開釦子又繫上釦子，給她脫去衣裳又穿上衣裳，卻一點也不會想到她的體。

我們每天下午去散步，穿過慄樹林xx道，到耶施肯山谷的森林，登上埃爾布斯山，經過古膝貝格①紀念碑，無聊得令人愉快，乏味得使人輕鬆，因此我今天還希望挽著考爾阿姨像薄紙似的手在圖畫書上散步——①約翰內斯-古滕貝格（140～1467或1468），德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者，1455年他印刷了四十二行拉丁語《聖經》。

我們這八個、十個或十二個幼兒，必須被套上挽具。這挽具便是一當車轅用的、用線編織成的淺藍帶子。線車轅左右各有六個線織的轡頭，套在十二個幼兒身上。每隔十釐米掛一個鈴鐺。考爾阿姨手執韁繩，我們在前面似馬兒奔馳，鈴聲叮噹，嘴裡咿咿呀呀，我則敲擊黏稠的鼓聲，穿過秋天裡郊區的街道。有時考爾阿姨起個音讓我們唱《耶穌，我為你而生，耶穌，我為你而死》，或者《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當我們唱起《瑪利亞，救助啊》和《甜的聖母，甜甜甜》，向十月清朗的空氣傾訴時，過路的行人無不為之動。當我們橫穿過主幹大街時，通就得中斷，當我們唱著《海上的星》過馬路時，電車、汽車、馬車全都停了下來。每一回考爾阿姨都要向指揮通、讓我們過馬路的警察揮動她那隻像薄紙似的沙沙響的手錶示謝。

“我主耶穌會獎賞您的。”她這樣許諾道，綢裙子瑟瑟地飄拂。

奧斯卡在過了他的六歲生以後的那個天，由於斯特凡的緣故，不得不同他一起離開了衣服釦子可解可結的考爾小姐，這對於我來說，實在是件遺憾的事情。這又同政治有關，而一涉及政治，就會有強暴行為。那一天，我們又登上埃布斯山，考爾阿姨把我們從線挽具上解下來。到處是新枝葉，樹梢間開始出現了新的生機。考爾阿姨坐在一塊佈滿苔蘚的路標石上，那上面標明好幾個地點的方向，由此步行前往，需要一至兩個小時不等。她像一個年輕姑娘，不知道天在自己身上喚起了哪些情，特拉拉拉拉地唱著，腦袋瓜像搐似的晃動，這樣的動作，唯有在雌珍珠雞身上才能看到。她正在替我們編織新的挽具，鮮紅的，可惜，我再也套不上了，因為這時，從灌木叢中傳來一陣喊叫，考爾小姐慌忙站起身來，拿著編織物，紅線拖在身後，踏著高跟鞋往喊聲和樹叢處走去。我跟在她身後，頓時她的線顯得不那麼紅了，因為我看到，斯特凡的鼻子在淌血，很多很多的血。一個名叫洛塔爾的男孩，鬈髮，太陽上青筋暴起，騎在這個弱不風、正在吃苦頭的斯特凡的口上，彷彿要把他的鼻子打癟似的。

“波蘭佬！”他打一拳罵一聲“波蘭佬！”五分鐘以後，考爾阿姨又用淺藍的挽具把我們都套上了——只有我是自由行動的，正在替她纏紅線——她當著我們大家的面唸了一段祈禱詞，一般是在祭獻和化體①之間唸的:“羞愧啊！心裡充滿悔恨和痛苦…”——①天主教彌撒儀式中的兩部分:耶穌在十字架上對聖父的祭獻以及經過祝聖的餅和酒化為耶穌的身體和血（化體）。

隨後，我們下了埃布斯山，停留在古膝貝格紀念碑前。她用細長的手指指著用一塊手絹堵住鼻子、正在啜泣的斯特凡，溫柔地說:“他是個波蘭小孩，對此他不能負責。”據考爾阿姨的建議，斯特凡不再上她的幼兒園。奧斯卡雖說不是波蘭人，也不特別喜歡斯特凡，但卻聲明同他團結一致。復活節到了，他們打算讓我們上小學去試試。霍拉茨博士戴著寬邊角質框眼鏡，他鑑定說這樣做沒有壞處，並且說出了他的意見:“這對於小奧斯卡不會有害處的。”揚-布朗斯基打算過了復活節，就送他的斯特凡去波蘭公立小學。他主意已定，誰也勸阻不了。他一再對我媽媽和馬策拉特說，他是波蘭公務員。他在波蘭郵局工作，幹得不錯，波蘭國給他的報酬也不壞。總而言之，他是波蘭人；等到申請批下來，黑德維希也就入了波蘭籍。此外，像斯特凡這樣聰明伶俐、天資比一般人高的孩子，可以在家裡學習德語。至於小奧斯卡——他一講到奧斯卡，總要嘆幾聲氣，他同斯特凡一樣，已經滿六週歲了，雖說講話還結結巴巴，智力也遠遠不及同齡兒童，身材也是如此，可是，不管怎麼說，還是應當試一試。義務教育就是義務教育嘛——只要校方不提出異議就行。

校方表示疑慮，要求有醫生證明。霍拉茨說我是個健康的孩子，從個子看，好像只有三歲，儘管說話還結結巴巴，但是智力決不比五六歲的孩子差。他還談到了我的甲狀腺等等。

不論做什麼檢查，做什麼試驗——這些我都已經習以為常了，我都很太平，滿不在乎，甚至採取了友好態度，尤其因為沒有人再想拿走我的鼓。霍拉茨收集的蛇、蟾蜍以及各種胚胎悉遭破壞，對於此事，所有替我做檢查和試驗的人都記憶猶新，餘悸未消。

只是在家裡，雖然是在上學的第一天，我不得不讓我聲音裡的金剛鑽顯顯威力，因為馬策拉特明知故犯，硬要我不揹著鼓走到弗勒貝爾草場對面的佩斯塔洛齊學校去，硬要我把鼓留在家裡。

他終於動手來奪這件不屬於他的東西，奪他不會擺的東西，老實說，要擺這面鼓，他還真是缺神經呢！我大吼一聲，把一隻空花瓶裂成兩半，據別人說，這可是件真古董。這隻馬策拉特心愛的真花瓶摔在地毯上，成了真正的碎片。他一見，舉手要揍我。這時，媽媽跳了起來，揚一步跨到他們兩個中間——真是無巧不成書，他剛好帶著斯特凡，拿著紙口袋走過我家時看到了。

“算了吧，阿爾弗雷德。”他心平氣和地說。馬策拉特一見揚的藍目光和我媽媽的灰目光，便壓下心頭的怒火，把手放下來，到褲兜裡去了。

佩斯塔洛齊學校是一座新蓋的四層樓房，紅磚、平頂的長方形箱子，有彩拉粉刷和壁畫等現代化裝飾。它是在當時還相當活躍的社會民主黨人大聲疾呼之下，由幼兒眾多的近郊區區政府興建的。這口箱子，除去它那股氣味以及彩拉粉刷和壁畫上那些做體育運動的青派①兒童以外，還算中我的意——①青派，1890年到1905年之間在德國的建築、工藝美術和繪畫領域內興起的一種藝術風格，反對因襲傳統，主張更新生活風氣。

大門外鋪礫石的空場上，種著不像天然的小樹，樹梢上正發綠芽。小樹都由一頭彎曲、好似主教的曲柄權杖的鐵支撐著。母親們從四面八方擁來，一手拿著五彩圓錐形紙口袋，一手拉著孩子，他們有的亂喊亂叫，有的規矩老實。奧斯卡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的母親朝一個方向擁來。她們彷彿在趕集市，到那裡去賣掉自己所生的第一胎或第二胎的孩子。

一進前廳，就聞到這股學校的氣味，經常有人描寫它，因此它比世界上任何一種名牌香水更為人們所悉。在廳裡的大理石地面上，不拘一格地豎立著四五個花崗岩石缸，缸底有許多泉眼，同時噴出很高的水柱來。周圍擠著一群孩子，也有同我一樣年歲的，他們使我聯想起比紹我舅公文岑特家養的母豬，它有時側身躺著，忍受著它那些同樣口渴的、究兇極惡地擁上來的豬仔們。

孩子們俯身在水缸上，頭髮從前面垂下，張開嘴巴去接垂直噴上去又落下來的細水柱。我不知道他們是在玩還是在喝水。有時，兩個孩子同時直起身子，鼓著嘴，很不禮貌地把含在嘴裡溫溫的、肯定攙進唾沫還帶有面包屑的水，噴到對方的臉上去。我走進前廳時，隨便從敞開的門裡看了一眼左鄰的體育館，一見皮面鞍馬、爬竿、爬繩以及可怕的、總像是強求別人在上面做大旋轉動作的單槓，就不由得真正口渴起來，渴得無法抑制，真想同別的孩子們一樣地去喝一口水。媽媽拉著我的手。請她把同三歲小孩一般高的奧斯卡抱到水缸上去？這我可不幹。即使把我的鼓墊在腳下，我也夠不到那些水柱。我輕輕縱身一跳，超過一隻水缸的邊緣，朝裡面望了一眼，只見吃剩的沾油脂的麵包嚴重地堵住了排水口，在缸底聚成一層不衛生的淤積物。我再也不覺得口渴了。雖然我思想上曾經覺得自己口乾焦，然而，那只是在我的體好像身歷其境似的在體育館這個沙漠裡的運動器械之間了路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