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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治國的政策並非元帝首創。武帝時就建立起以法為主，以儒為輔，內法外儒的一種體制，對廣大百姓宣揚儒道以示政府的開明，在政府內部又以嚴酷的刑法來約束大臣。對於武帝來說，尊儒只是懷柔政策，並不等於棄法。法，仍是武帝最終裁決手段。對司馬遷施以宮刑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作為一個施政者，元帝顯然欠缺掌控力，施之偏頗了。戲中的尚書石顯，現實中是個宦官，在先朝便掌管樞密要件。宣帝
明強幹，陰險而有才的石顯，不敢為非作歹。元帝柔懦，石顯得寵把持朝政，培養羽翼，漸成權臣。元帝的宰相是鑿壁偷光的匡衡，學問雖好，辦事能力卻不行，所以也淪為石顯的工具。
戲中的皇帝面臨著不可挽回的局面，想著昭君去後自己的淒涼，哀慟嘆息:“雖然似昭君般成敗都皆有，誰似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情知他怎收那膘滿的紫驊騮。往常時翠轎香兜，兀自倦朱簾揭繡，上下處要成就。誰承望月自空明水自
，恨思悠悠。”《漢宮秋》最成功之處是塑造了一個身心受困的皇帝，而非一個悽苦無依的昭君。將皇帝當作一個普通男人來解構，從而打破對權力的盲目崇拜。審視生命中的不自由，進而申述自由的重要，是馬致遠獨到的創舉，也是《漢宮秋》真正的價值所在。他剖析了元帝心理，將他內心的痛苦，無助，矛盾，抗爭，妥協，屈服，以及追悔寫得纖毫畢現。這一切雖是出自於書生的臆想，卻能夠使人信服、
動。
人和人
本上是沒有區別。
《漢宮秋》未曾脫開一些固有的意念，比如昭君對入宮三年不能面君的怨艾，對恩寵的渴望，以及她出
的悲慼，一個女子，對所肩負和擔當之事的沉著及無可奈何。這些——都未脫開前人桎梏。
它在心理上涉及到的高度，顯然要高於文學。
人們只在意昭君出時的悲慼，卻未留意過她真正的悲慼自何處湧出，忽略了她接到出的噩耗時心理上的落差。
就如書生所虛構的那樣，她成為皇帝的妃子，可剛當了皇帝的寵妃沒幾天，剛以為一步登天，終身有靠，連帶整個家族飛黃騰達，誰知道就要被當成國禮送出。剛剛建立起的生活秩序被破壞，樹立起的崇拜失手打碎，割得她體無完膚。
她心裡會比元帝好過嗎？我的夫君啊，實指望你是無所不能的天下第一人，誰知道你面對我的離去束手無策，誰知道你陷於與大臣的角力中，小心算計，無力自拔，你有意無意將我當作了政治籌碼。
不幸的是，你輸了我。
卷四在書生的描述中，呼韓
是強悍入侵的外族的代表，仗勢欺人，蠻橫無理。一如現實生活中欺凌他們的蒙古王朝。
除了“昭君怨”還有“文姬恨”同樣是不斷被文人津津樂道的——越是在國難當頭，民族淪亡的時刻，這兩個女子被捧出來化為圖騰的頻率越高。文人再敘和重現她們故事的原因，是為了找回自己
漸失落或已經失落的文化自豪，是在幻覺中對現實強烈不滿的隱形反抗。
指責一個社會缺乏什麼，需要什麼是容易的，提出的解決方案也貌似可行。可是糾結於自己的大民族文化情結的書生並不知，真正的變革不是由書生意氣來促動，它必須建立在對現實社會的充分的認知上，對現狀理解、同情，確知道癥結在何處。試圖改進它，並知道怎樣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這一點，不僅是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在任何一個時代，社會，都是適用的。
當書生把社會現實投
到歷史事件中時，史實在他筆下發生了不可避免的扭曲。當初匈奴五單于內訌，呼韓投靠漢朝，受到漢朝的扶植而成氣候。雖是出於各自的政治目的，但彼此總算關係友善，合作良好。呼韓對漢朝的態度一直友好，並景仰漢文化，他和漢朝之間有著秘密的政治
易及約定，並一直能夠遵循。
對於歷史上的昭君來說，呼韓是她的轉機。
如果沒有他，王昭君只是深宮白髮寂寞美人，不會有機會得到元帝的垂顧，使他念念不忘。呼韓的出現，充分說明了什麼叫“天無絕人之路”昭君嫁予他，以行動證明了什麼叫千里姻緣一線牽。
對於王昭君來說，她剛強高潔的秉
未因寂寞而折損。當元帝下達詔書徵請和親的宮人時，王昭君
身而出。她奔湧的眾多念頭中定有一念是“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老孃不在這裡乾耗了！
原諒我說的
鄙，但離事實應該很近。
贈予不懂珍惜的男人最好的紀念和懲罰就是適時離開，使他對自己刻骨銘心，卻又措手不及實事求是地說，元帝在最後一刻也沒放棄努力，他想著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煌煌大漢難道沒有一個能夠為君分憂，力挽狂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