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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敲鐘表匠勞布沙德的房門。他是一個生活在一百隻壞鍾中間的沉默的人。這樣過分地耗費時光的情況，我每月至少能目睹一回。
老海蘭德的小作坊始終還是在公寓的院子裏。他始終還是幹敲直彎釘子的活。同過去一樣，院子裏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孫孫。但是，院子裏的孩子卻換了人。他們都系黑領帶，穿制服，不再煮磚頭粉渾湯。那些正在長個兒並超過我的孩子，我一個也叫不出名字來。這是另一代人，而我那一代孩子已經從學校畢業，都在當學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髮師，阿克
爾-米施克想在席哈烏當焊接工。蘇西-卡特在施特恩費爾德百貨公司當見習售貨員，已經有了男朋友，關係相當確定了。變化真大啊！不過三四年間的事。拍打地毯用的舊架子始終還屹立在院子裏，住房須知的規定也未變:星期四、五拍打地毯，但是每逢這兩天，拍打聲不多了，拍得羞羞答答，不敢讓人聽見似的，因為自從希特勒掌權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家使用
塵器；拍地毯架子
漸被人冷落，只為麻雀服務了。
因此，我總是孤單單一人待在樓梯間和屋頂室。我在房頂的波
形瓦下讀我保存的讀物。當我需要有人做伴時，便到三樓去敲左邊第一個房門。特魯欽斯基大娘總會開門的。在布倫陶公墓，是她攙着我的手，領我到可憐的媽媽墓旁去的。自那以後，每當奧斯卡用鼓
敲她家房門時，她總會開門的。
“別敲得這麼響，小奧斯卡，赫伯特還要睡一會兒。他昨天夜裏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車送他回家的。”説完，她拉我進屋，給我倒麥芽咖啡和牛
，還給我一塊用線拴着的褐
冰糖，可以浸到咖啡裏去，也可以用舌頭
。我喝咖啡，嘬冰糖，讓鼓休息。
特魯欽斯基大娘的腦袋小而圓，稀疏的灰白頭髮像薄紗似的蒙着，粉紅的頭皮透出微光。有限的頭髮絲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紮成一個麪包形髮捲，儘管很小——比枱球還小，不論她怎樣轉身，別人從任何角度都能看到。髮捲是用織針別住的。每天早晨，特魯欽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包裝紙——紅的，退的——擦她那笑起來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圓臉頰。她的臉形像耗子。她有四個孩子:赫伯特、古絲特、弗裏茨和瑪麗亞。
瑪麗亞和我同年，剛唸完國民小學，住在席德利茨一個職員家裏學習料理家務。弗裏茨在鐵路車輛廠工作，別人難得見到他。他有兩三個姑娘輪
陪他過夜，他帶她們到“奧拉跑馬場”去跳舞。公寓院子裏的那些兔子“藍維也納人”也是他養的，但實際上是特魯欽斯基大娘在餵養，因為弗裏茨忙着應付女友們，
本不得分身。古絲特，三十歲左右，沉默寡言，在火車總站附近的埃登飯店當女招待。她始終還沒有結婚，同住一飯店的人物一樣，住在埃登大廈最高一層上。赫伯特是老大，是唯一同母親一起居住的——如果不算裝配工弗裏茨也偶爾回家過夜的話。他在新航道港口區當侍者。這裏要談的正是他。因為赫伯特-特魯欽斯基成為我努力探究的目標，在我可憐的媽媽去世後，他給我帶來了一段短暫的愉快時光；我至今仍把他稱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施塔布施那裏當侍者。施塔布施是“瑞典人”酒店的老闆。酒店在新教的海員教堂對面，來客多半是斯堪的納維亞人，這點從“瑞典人”這塊招牌上就可以猜到。不過，也有從這個自由港來的俄國人和波蘭人、霍爾姆的裝船工以及剛開進港口停泊的德國軍艦上的水兵。在這個真正可謂國際
的酒店裏當侍者，是不無危險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奧拉跑馬場”當過侍者，僅僅由於在那個三舞場裏積累的經驗，才使他能夠用郊區方言摻上一句半句英語和波蘭語，鎮住“瑞典人”酒店裏各種語言的喧鬧聲。然而事與願違，每月總有那麼一兩回，人家免費用救護車送他回家。
遇到這樣的情況，赫伯特就不得不俯卧在牀，呼困難，因為他體重一百公斤，而且還得一連躺上數天。在這樣的子裏，特魯欽斯基大娘一個勁兒地罵他，卻又不顧疲勞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紮好髮捲之後，總要拔出一織針來，敲他的牀對面掛着的一個玻璃鏡框。鏡框裏是一幅修過的男人照片，這個男人目光嚴肅而呆滯，長着小鬍子，有點像我的照相簿第一頁上那個蓄小鬍子的人。
不過，特魯欽斯基大娘用織針指着的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而是赫伯特、古絲特、弗裏茨和瑪麗亞的父親。
“總有一天你會像你父親一樣完蛋。”她挖苦呼困難、痛苦呻
着的赫伯特。可是，她從來也不明説，黑漆鏡框裏的那個男人到哪兒去找死的，後來又怎麼完蛋的。
“這次是怎麼回事？”兩臂互抱的灰白頭髮的耗子臉要知道個究竟。
“同以前一樣，瑞典人和挪威人唄！”赫伯特側轉身子，牀嘎嘎地響。
“同以前一樣，同以前一樣！別裝得好像永遠只會是他們乾的。最後一次，不是訓練艦上那些傢伙乾的嗎？叫什麼來着？説呀！對，‘施拉格特’號的。我不是説了嗎，這次是怎麼回事？你偏説是瑞典人和挪威人！”赫伯特的耳朵——我看不見他的臉——一直紅到耳:“這些該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勢欺人！”
“你讓他們去好了，都是些娃娃。關你什麼
事。他們下船休假時，我在內城見到過，看樣子都很規矩的嘛！你準是又同他們談自己對列寧的看法了。人家談西班牙內戰，你準是又
嘴了，是不是？”赫伯特不再回答，特魯欽斯基大娘拖着腳步走進廚房喝她的麥芽咖啡去了。
赫伯特背脊上的傷癒合後，是允許我看的。他坐在廚房裏的椅子上，揹帶搭在大腿上的藍餐巾上，慢慢地
下羊
衫，好像有什麼難辦的想法使他猶豫不決似的。
脊背圓滾滾的，肌
不停地上下移動。就像是一片粉紅的田地，播滿了雀斑。肩胛骨以下，埋在肥裏的脊骨兩邊，長滿紅狐濃，鬈曲地往下爬，最後消失在他夏天也穿的襯褲裏。從襯褲褲
往上直到脖子的肌，整個脊背滿是一道道的傷疤，切斷了濃，滅除了雀斑，鼓起的、皺皺巴巴的、天氣轉變時發癢的、各種顏的傷痕，從藍黑直到白中帶綠。他允許我摸這些傷疤。今天，我躺在病牀上，幾個月來，眺望窗外，觀察着療養與護理院的外樓①和樓後的奧伯拉特森林，並且一覽無遺。我想知道，在這些子裏，我可以摸的究竟是什麼，那種同赫伯特的傷疤一樣堅硬、一樣
、一樣使人糊塗的究竟是什麼？這是某些姑娘和婦女的那個部位，是我自己的那個部位，童子耶穌的石膏“灑水壺”以及兩年前那條狗從黑麥地裏叼來給我的那截無名指。一年以前，我還保存着它，放在一個密封大口玻璃瓶裏，雖然摸不到，卻完整而清晰可見②。因此，現在我只要拿起鼓，這個手指的每一個關節都歷歷在目，我可以一一數出來。每逢我要回憶赫伯特-特魯欽斯基脊背上的傷疤時，我便敲着鼓，面對大口玻璃瓶裏的指頭坐着，用敲鼓來幫助回憶。每逢我想再現一個女人的形體的時候——這種情況是不常有的，由於女人那個像傷疤似的部位不足信，因此我虛構出來的總是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的傷疤。換一種説法，我也能講清楚的:當我第一次摸我朋友寬背脊上那些隆起的傷疤時，它們就已經答應我
悉和暫時佔有那種女人準備相愛時短暫地出現的東西。同樣，赫伯特背上那些標記當時就答應我後會摸到那截無名指。而在赫伯特的傷疤向我許願以前，從我三歲生那天起，我的鼓就已經答應我後會摸到傷疤、生殖器官以及無名指。可是，我還要繼續往上追溯:當我還是胎兒時，當奧斯卡本不叫奧斯卡的時候，我玩自己臍帶的遊戲，就已經答應我將來會摸到鼓、赫伯特的傷疤、年輕和中年婦女有時要爆發的火山口以及無名指，還有就是從童子耶穌的“灑水壺”直到我自己的這件東西，我堅定不移地掛在身上，它是我的無能和有限可能的變幻莫測的紀念碑——①一般指汽車庫、倉房等附屬建築物。
②此情節要到第三篇“無名指”一章才
待。
今天，我已經返回我的鼓。我按照鼓所作的規定，繞了一個大彎，回憶傷疤、柔軟部、我自己的如今只還是偶爾充實的裝備。為能再度慶祝我的三歲生，我不得不跨進三十週歲。讀者自會猜到，奧斯卡的目的是返回臍帶；正因為如此，他才費筆墨停留在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的傷疤上。
在我繼續描述我的朋友的背脊之前，我先得指出，他那強壯的、毋需保護因此目標很大的身軀的正面，除去由奧拉的某個
女在左鎖骨旁留下一處咬傷而外，再無別的傷疤。他們只能從背後攻擊他。只能從背後幹他，芬蘭人和波蘭人的刀子，倉庫島①上裝船工的短刀，訓練艦上軍事學院學生的水手刀，都只能在他的背上留下傷痕——①倉庫島，莫特勞河上一個島，在但澤市區中央，因島上有木結構大谷倉而得名。
赫伯特吃完午飯——每週三次土豆煎餅，這樣薄，不油膩卻又松又脆，除去特魯欽斯基大娘，別人是做不出來的——把盤子推到一邊後，我便把《最新消息報》遞給他。他解下揹帶，
起襯衣，一邊讀報，一邊讓我問他背上的傷疤是怎麼留下的。我盤問的時候，特魯欽斯基大娘多半也坐在桌旁，折舊線襪，一邊評論幾句，説赫伯特講對了或者講錯了，並且從不錯過時機，見縫針地提及那個男人慘死——可以想象是那麼慘——的往事；他那幀修過的照片鑲在玻璃鏡框裏，懸掛在赫伯特牀對面的牆上。
詢問開始。我用手指彈一下他的一處傷疤。有時我用一鼓敲一下。
“再按一遍，小傢伙。我不知是哪一道。它們今天像是睡着了。”於是，我再按一下，更使勁一點。
“啊喲，是它！這是烏克蘭人留下的。他同一個格丁①人吵架。他們先是像兄弟一樣坐在一張桌子旁。因為那個格丁人把另一個叫做俄國佬，這下子那個烏克蘭人不幹了，他什麼都行，就是不願當俄國人。他從魏克爾河運木筏下來，先還經過另外幾條河，靴統裏滿是錢，格丁人把他叫做俄國倫時，他在施塔布施那兒已經喝掉半靴子。我不得不馬上把兩個人勸開，非常小心，我一貫是這樣的。當然-，赫伯特兩手都端着東西。這時，烏克蘭人罵我是波蘭水鬼，那個白天在挖泥船上挖污泥的波蘭佬也罵了我一句，聽起來像是納粹的罵人話。好，小奧斯卡，你是知道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的:那個挖泥船上的傢伙，那個臉蒼白像司爐一類的東西，當場抱着肚子，縮成一團躺在衣帽間前面了。我正要告訴那個烏克蘭人，波蘭水鬼同但澤市民有什麼區別，他一刀紮在我的背上——就是這個傷疤。”——①格丁即波蘭的格丁尼亞。
每當赫伯特説“就是這個傷疤”時，他總要同時把報紙翻個身來加重他方才那句話，隨後喝一口麥芽咖啡，讓我按下一道傷疤，有時按一下，有時得按兩下。
“哎呀，這一道！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那是兩年前，從皮拉烏開來一小隊魚雷艇，在這裏拋錨停泊。他們吹牛皮，演《穿藍制服的小夥子》，姑娘們都瘋狂了。施維梅爾怎麼混到海軍裏去的，直到今天我還捉摸不透。他是德累斯頓人，你想，小奧斯卡，德累斯頓人！對，你不會明白的，德累斯頓人當海軍，這叫什麼名堂！”赫伯特的念頭轉到易北河畔美麗的城市德累斯頓上出不來了。於是，我再次敲敲他認為沒什麼了不起的那道傷疤，讓他的念頭轉出來，轉回到新航道來。
“對，對，我正要説。他是魚雷艇上一名二等信號兵。他要充好漢，拿一個不聲不響的蘇格蘭人開心，這個蘇格蘭人的船正在幹船塢裏。先是談張伯倫①、雨傘等等。我心平氣和地勸他，我一貫是這樣的，勸他別再講這些，尤其是那個蘇格蘭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只是用燒酒在桌面上畫畫兒。我説，你別跟這小夥子鬧，你在這兒，又不是在家裏，你是國際聯盟的客人。沒想到這個魚雷艇上的德國兵竟把我叫做‘不值錢的德國人’，他還用薩克森話説了些什麼。我當場給他幾個耳光，他倒太平了。半個小時以後，一個盾滾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蹲下去撿，桌子下面很黑，看不見，這個薩克森人乘機拔出刀來，猛刺一刀！”——①尼維爾-張伯倫（1869～1940），英國首相（1937～1940年在任）。他按英國人習慣，總是帶着雨傘，常遭報界嘲諷。
赫伯特笑着翻《最新消息報》，還添了一句:“就是這個傷疤！”隨後把報紙推到咕噥着的特魯欽斯基大娘面前，擺出要站起來的姿勢。赫伯特已經撐着桌角站起來了，趁他還沒去廁所以前——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他想幹什麼——我趕緊摁了一下一道黑紫的縫過線的傷疤。這個傷疤很寬，足有一張施卡特牌那麼長。
“赫伯特要上廁所，小傢伙。待會兒給你講。”我又摁了一下，跺腳，裝出三歲孩子的腔調；這個辦法總是很靈驗的。
“好吧！你別鬧。不過只能講短點。”赫伯特又坐下來。
“那是一九三o年的聖誕夜。港口所有的活兒都歇了。裝船工在街角閒逛，比誰啐得遠。夜午彌撒完畢——我們剛調好混合甜飲料——他們全出來了，穿藍的、白的服裝的瑞典人和芬蘭人從對面海員教堂出來。我覺得情況不妙，便站在酒店門後望着他們引人注目的虔誠的臉，心想，幹嗎手裏要拿老
的錨纜呢？這時，他們已經動起手來了，真是刀長夜短啊！芬蘭人和瑞典人相互間一直過不去。不過，赫伯特-特魯欽斯基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這隻有上帝知道。赫伯特有點古怪，只要一動手，總少不了他。我一個箭步竄到門外，只聽見施塔布施在後面喊道:‘赫伯特，當心！’但是，赫伯特有他的使命，他要去救那個神甫，那個年輕小個子。他剛從馬爾默來，神學院新畢業的，還從來沒有同瑞典人和芬蘭人一起在一個教堂裏度過聖誕夜。我要把他挾在胳膊下，讓他不傷一毫回家去。我剛抓住神甫的衣服，明晃晃的傢伙已經在背上了。我還想説一聲:‘新年愉快！’雖然剛到聖誕夜。我醒過來時，已經躺在店裏櫃枱上了。我的鮮血，多好的血呀，進啤酒杯裏，免費供應。施塔布施拿了紅十字會的急救藥箱，要給我做所謂的緊急包紮。”
“你幹吧要攙和進去？”特魯欽斯基大娘生氣地説，並從麪包形髮捲裏拔出一枚織針。
“你從小就沒進過教堂。真是豈有此理！”赫伯特一揮手，拖着襯衫，揹帶搭拉着，走進廁所。他氣惱地走，一邊氣惱地説:“就是這個傷疤！”他走路的神態，彷彿要同教堂以及與教堂有關的械鬥永遠一刀兩斷似的，彷彿只有廁所才是當自由思想者①的地方，當前是，永遠是——①自由思想者，教會用語，指不信教的人。
沒過幾個星期，我見到赫伯特時，他一言不發，也不準備回答我的提問。我發覺他愁眉苦臉，然而又不像往常那樣背上扎着繃帶。他完全正常，仰面躺在起居室的沙發上。他沒有受傷，不是俯卧在牀，可是，他卻像是受了重傷的樣子。我聽到赫伯特在嘆息，他呼喊上帝，呼喊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且咒罵，時而在房間裏的空中揮動拳頭，一下捶在自己
口上，另一隻手跟着又加上一拳。他像一個天主教徒似的捶打自己，喊道:“我的罪孽，我的洗不盡的罪孽。”赫伯特打死了一個拉維亞船長。雖然法院判他無罪——他是緊急自衞，這種情形，在他這一行來説是經常會發生的。儘管宣判他無罪，可是，那個拉維亞人畢竟死了。這位侍者到心頭有幹斤重壓，雖然據他説，那個船長是一個矮小瘦弱的人，而且有胃病。赫伯特不再上班。他辭職了。老闆施塔布施經常來，挨着赫伯特坐在沙發上，或者坐到廚房桌子旁特魯欽斯基大娘身邊。他從皮包裏拿出一瓶一九oo年的施託布牌杜松子酒給赫伯特，給特魯欽斯基大娘半磅沒烤過的咖啡豆，是從自由港
來的。他想方設法勸説赫伯特，又勸特魯欽斯基大娘去説服她的兒子。但是，可以這麼説，赫伯特軟硬不吃，他決不到新航道海員教堂對面的酒店裏去當侍者了。他不想再當侍者；因為，當侍者的人就要挨刀子，而挨刀子的人總有一天會打死一個矮小的拉維亞船長，僅僅因為他不讓那個船長近身，僅僅因為他不想挨拉維亞人一刀，不想讓赫伯特-特魯欽斯基被扎花了的脊背上，在芬蘭人、瑞典人、波蘭人、自由市人和德國人留下的傷疤之外，再添上一個拉維亞人扎的傷疤。
“我寧可到海關去幹活，也不再到新航道去當侍者了。”赫伯特説。但是，他沒去海關